劳尔德•贝兰克梵在德国商报银行业大会上的演讲

下午好！我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见面。我希望用一点时间与各位讨论一些核心的政策和监管问题。对于这些议题，我们所有人都力争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共识。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德国以及世界各地一直不乏监管改革方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很多针对我们行业乃至整个市场管理的规则和条例提出的变革建议。

这些建议都围绕几个共同的主题，但我只想谈谈其中三个格外引人关注的问题：降低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以宏观审慎监管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性，以及变革薪酬规范以防止不必要的冒险。

首先，我们的行业让新工具的发展速度和复杂程度超过了经济和社会所需，也超出了管理它们所需要的操作能力。结果造成操作风险显著上升，并且对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产生了直接影响。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高盛支持成立中央清算机构并在场内交易标准化衍生品的广泛动议。显然，大家普遍认同有必要对衍生品进行集中清算。一家在操作和财务上具有高诚信度的中央清算机构可以通过强制要求缴纳保证金和对交易进行核实与记录等方式来降低双边信用风险、增加流动性和提高透明度。与任何特定的规则或条例相比，这可能更有助于强化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同时降低系统性风险。

当要确定哪些产品要在场内或场外交易时，争论便激烈起来。我们认为，所有流动的场外交易衍生品都应集中清算。并且，如果交易量充足且能够建立价格发现机制，监管者应大力鼓励场内交易。而在流动性较低的市场上，必须及时报告定价和清算的综合信息以提高透明度。

更普遍而言，金融机构必须认识到，我们对金融体系负有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当场内交易的标准化产品能够满足客户的目标和市场的利益时，就不应当偏爱非标准产品。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支撑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是客户对量身定做解决方案的需求。在金融危机期间，信用违约掉期（其中很多都是为客户定制的）实际上发挥了原有的作用。它提高了市场参与者通过交换违约风险来分散其对公司 – 有些面临资金紧张或最终走向破产 --风险敞口的能力。从这点上说，这些工具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如果我们仅仅简单地禁止定制的衍生品，错误地认为一切与这类市场有关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就可能会面临风险资本减少的风险，进而导致资本开支和商业投资减少，并最终损及经济增长
我认为公共政策的目标应当是保留衍生品市场的经济价值属性，同时建立正确的基础设施和激励机制对其进行管理，以减轻系统性风险。

在我看来，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应当是改革的中心任务，这对于管理非标准衍生品尤为重要。例如，定制的衍生品应遵守更严格的资本要求。应当让所有市场参与者及时和清楚地看到在场内或场外买卖衍生品的利与弊。

第二个引起极大关注的问题是宏观审慎监管。据我所知，很多人关注欧洲和美国的哪个部门将最终担当系统监管者的角色。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将如何有系统地管理风险？

回顾危机爆发之前和之初，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否正确或者市场是否错误，不知道哪些资产会恶化，即使知道也不知道何时会恶化。但我相信我们能及时掌握充分的信息，能引起我们对市场上的蛛丝马迹的警觉。

我想这对系统性监管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负责管理系统性风险的部门没有充分的能力来发现资产价值的变化以及与这类动向相关的风险，我们怎么能期望他们能有效地履行职责呢？

我认为，有效的系统性监管需要兼顾四个基本方面。

首先，金融机构的所有风险敞口都应体现在损益表中。结构性投资工具以及其他资产负债表外的投资工具为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带来大量资金。不幸的是，风险模型并不能发现这些投资活动中的固有风险。安然丑闻过后居然还能发生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惊讶。如果或有负债和备用信贷额度没有反应在损益表中，那么风险管理人员和监管当局又如何能发现银行的风险敞口呢？

其次，除了要求所有风险必须体现在损益表外，还要正确评估那些对金融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的金融机构的全部资产。我听到有人主张公允价值会计法是造成信用风险恶化的祸首之一。我对此不敢苟同。如果更多的大机构能够及时确认其风险敞口并正确评估其价值，他们本来更有可能降低风险敞口。现实是，由于头寸不明显，它们（以及风险）经常被忽视，直至损失扩大到危及偿付能力的程度。

在高盛，我们每天坚持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计值。这并非出于任何监管要求，而是因为，如果我们的账簿没能反映市场价格，我们便不知道如何评估和管理风险。这种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预警制度，这对风险管理人员来说很重要——我想对监管者也理应如此。

如果要减少那些所谓“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对市场和公众政策所构成的挑战，我想不到比公允价值会计法所规定的财务纪律更为有效和必要的手段。

通过这种途径发现问题对争议解决部门来说尤为重要，它可以允许监管机构提前介入，而不是一味地在金融机构已经破产后将其解体。例如，公允价值会计法具有快速触发机制，根据金融机构的实时健康状况，可以强制其立刻通过降低风险或融资来填补重大资金缺口。

第三，监管者需要更加频繁和主动地与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流。监管者应当向我们提出更多的问题，比如：“哪些标准在下滑或者哪些政策不够完善？哪里存在压力？风险集中在哪里？”我们的行业靠数字生存，但我们不应忽视案例和实证的价值，因为它可以在数字积累到能说明问题之前就可能发现问题所在。

第四，应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不只是国家之间的协作，还应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没有谁可以预言未来，监管机构的预测能力不会比任何人强，但也不应该比任何人差，有效的信息共享可以确保这点。各监管机构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建立全面而详尽的信息资料，包括风险敞口、资金来源和其他重要数据。

在这方面，金融稳定委员会（前身是金融稳定论坛）的成立应会起到极大的作用。监管机构之间不能争权夺利，而要以整个体系的最佳利益为重。

最后，薪酬问题仍在引起很多争议和愤怒。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可以理解也是适当的。在金融机构亏损的年度里，没有什么理由发放过高的奖金。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应当在行业内制定基本薪酬标准。今年5月，高盛公布了一套详细的薪酬原则，并刊登在了我们的网站上。我们希望我们的股东督促我们贯彻这些原则。
简单说来，我们认为：
• 随着一名员工薪酬总额的提高，用股份形式支付的奖金应占更高的比例。

• 高层员工的大部分薪酬应以推迟交付的股权支付。仅初级员工的大部分薪酬以现金支付。

• 应当评估个人在较长时期内的表现以避免不必要的冒险，并考虑奖金“收回”机制。为了保证这一点，所有股权奖励都必须在未来支付并/或推迟到至少三年后行权。

• 不应当完全根据个人的损益表情况支付薪酬。薪酬应能鼓励真正的团队合作，劝阻自私行为，包括损害公司及股东长期利益的不必要的冒险行为。

• 为避免薪酬和表现的不对称现象，应该完全禁止保障多年薪酬的聘用合约。但不幸的是，这类合约在金融业颇为常见。我们都应了解，此类合约不利于银行业及金融系统的长远利益。

• 另外，应当要求高管将其获得的大部分股权至少保留到退休。当个人离开公司后，股权交付计划应继续适用。

我们认为，吸引和挽留优秀人才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激励机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也认识到，激励机制使用不当也可能鼓励过度行为。就行业而言，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激励机制何时开始与公众的利益相抵触，并采取行动恢复平衡。

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应该整个行业都应改进激励机制，但这并不是解决风险管理不善问题的灵丹妙药。曾保持数十亿美元的巨大资产规模的金融机构不在少数，他们往往不知道这些资产是不良或有毒的。结果导致这些机构（特别是倒闭的银行）以及为其工作的人们深受其害。数千名专业人士成为银行倒闭的牺牲品并因此失去了大部分财富。

在经历了几个月来的打击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痛楚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希望对监管制度加以全面改革，这一要求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的应对措施绝不能仅仅着眼于保护我们免受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将风险完全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也将使经济增长付出代价。经济史告诉我们，必须承担风险才能激发创新，新产业和新就业机会才能随之而来。

同样，如果我们放弃几十年前形成的衍生品等市场机制，而不是对其加强监管，那么当我们度过这场危机之后，我们会落得融资渠道狭窄、不能高效地对冲和分配风险的结局。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金融市场和工具的特点是把资金投入创新，鼓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冒险，并因而成为经济成长的重要催化剂。历史证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金融系统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的核心所在。

我们必须捍卫风险资本的价值，它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核心，同时要通过切实的透明度、有效的监督和强有力的治理来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这种平衡，那么我们不仅限制了帮助自己摆脱衰退的能力，而且还会削弱长期以来对系统性增长和投资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金融系统要素。

正因为如此，高盛致力于继续在欧洲和美国的监管改革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谢谢。